生鮮農產品占中國居民零售消費的33%，同時也是中國2億農民謀生的基業。在城市化與老齡化趨勢下，1/3的中國種植農民或將在十年內逐漸退出農業勞動力市場，更高效和低成本的農產品供應鏈，是保障和改善長期社會福利的關鍵。

過去十年，電商引領了工業品流通的數字化改造。充分的信息流動降低了流通成本，促進了工業品充分的競爭，充分的競爭推動了工業品生產的專業化和集中化，并為中國消費者提供全球最低價格的工業消費品。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農產品流通的數字化改造起步艱難，農產品流通成本居高不下。與大眾認知不同，我們認為農產品最大的流通成本不是物流成本，而是信息成本。

國君交運“農產品流通革命”系列報告，希望通過對歷史、經濟和地理的研究，嘗試描繪農產品流通革命未來十年的演進路徑。

本篇作為系列報告的第一篇，暫不闡述我們對農產品流通革命的整體理論框架。我們只是以社區團購為例，從流通的信息成本角度，初步分析農產品流通革命的底層邏輯、經濟價值和社會意義。

中國生鮮供應鏈流通損耗巨大，加價率較高，許多行業與學術研究將這種損耗歸咎于物流效率低或冷鏈設施不完善。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流行的誤解。中國生鮮流通損耗較高的真正原因在于——信息成本。高昂的信息成本是多級分銷體系的系統性問題，并非物流問題。

中國之所以形成多級分銷體系為主的生鮮供應鏈形態，首先與我們的歷史經濟地理條件有關，其次與老百姓多元化口味的生物記憶有關。從供給視角來看，中國農業具有人地比高和小農經濟模式的兩大特征，供給信息是高度碎片化的。從需求視角來看，中國飲食結構呈現“綠葉菜、鮮豬肉、口味多元化”的特征，需求信息同樣是高度碎片化的。

供求兩端的信息高度碎片化，極大地提高了信息匹配的難度，繼而塑造了當下生鮮供應鏈多級分銷、小批量對手交易為主的流通體系。

1. 中國生鮮流通成本較高

與市場上廣為流傳的認知相同，我們認為中國生鮮流通效率較低，成本較高，價值損耗巨大。

中國的農產品流通以農貿市場為主體，約60%以上的農產品零售依賴于農貿市場渠道，商超占比較低。盡管1984年中國就出現了第一家蔬菜超市，但36年來中國超市體系并未像歐美那樣，成為農產品流通的主渠道。

中國超市不僅未成為生鮮流通的主渠道，而且其內部市場集中度仍偏低，CR5僅27%。較為分散的競爭結構，阻礙了規模經濟的實現，使得我國農產品的農超對接比例不足30%，約70%的農產品仍采用三級或四級流通體系。

在當前流通體系下，中國農產品流通的損耗顯著高于發達國家。分品類來看，中國果蔬類的流通損耗在20-30%之間，而美國僅11%；中國肉類流通損耗12%，美國僅3%；中國水產品流通損耗15%，美國僅7%。

最終，所有流通成本會通過加價的形式轉移給消費者。按照艾瑞咨詢的數據，中國果蔬類農產品的加價率在95%左右，海鮮加價率115%，牛羊肉的加價率為75%。

2. 流通的最大成本來源，并非物流

與市場上廣為流傳的認知不同，我們認為中國生鮮流通的高成本，其根本來源并不是物流成本，而是信息成本。

很多研究將生鮮流通高成本歸咎于物流基礎設施的不完善、冷鏈利用率低下等原因，這與我們研究中國物流行業多年來形成的認知不同。

中國道路基建領先、人工成本較低、人口居住集中，這些經濟地理基礎是孕育高效物流的外部環境。同時，中國物流行業充分競爭，公路運費和快遞運費均處于全球低位。

在一個流動性長期充裕且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于海外水平的市場，流行觀點所認為的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投資的“不足”，背后實際是傳統多層次分銷模式的效率低下。

與流行的認知相反，我們認為，那些看似來自于物流的成本，實際上來自于流通體系的系統性問題——信息成本。

1）信息成本與物流成本的劃分

流通中的信息成本，我們理解為兩類：1.供需信息匹配成本；2.供需信息錯配成本。

供需信息匹配成本包括賣家展示和買家搜尋兩類成本。廣告、推送、導購等，屬于賣家展示成本，目的是將供給信息發送給消費者；而買家搜尋成本包括買家搜索、咨詢、來到商店等行為所付出的時間成本、交通成本等。

供需信息錯配成本是指，在供需信息不能及時準確匹配的情況下，未能把商品出售給出價最高的消費者，產生的價值損失。比如，未能及時找到買家的蔬菜在倉庫中腐爛，或者未能把云南的雪蓮果賣給愿意出價較高的一線城市消費者，而是低價在本地銷售。

按照這一理解，大部分庫存成本，其實質是信息成本，而非物流成本。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確切的知道一車商品需要從A點運送至B點消費者，我們為此產生的運輸、搬運等成本，我們記為C1；但如果我們不確定B點消費者是今天需要商品，還是明天需要商品，也不知道消費者需要一車還是兩車商品，我們提前將兩車商品運送至B點展示出來，以備消費者需要，最后銷售完畢，這個過程產生的成本記為C2；如果我們發現消費者確實只需要一車商品，多余的一車商品只能運回或在當地降價銷售，則整個過程的成本和損耗記為C3。那么C2與C1的單位成本差，便是信息匹配成本，C3與C2的單位成本差，就是信息錯配成本。

這個成本與損耗看似來自倉儲物流，實際上是來自于供需不能及時匹配，是一種信息成本。

2）農產品流通，信息成本較高

生鮮產品由于其產品的非標性和價值的易腐性，比工業品流通面臨更高的信息成本。

第一，非標特征導致信息匹配成本高。相較于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品，農產品在不同產地、不同年份、不同儲存時間下難以保持產品一致性，這種非標的特征不僅難以塑造產品品牌，也使得供需信息的匹配需要以“挑挑揀揀、眼見為實”為主要場景，使得供需信息匹配成本較高。

第二，易腐特征導致信息錯配成本高。工業品的儲存期較長，而農產品的易腐特征使得供需匹配的時間窗口較短，一旦未能及時匹配，價值損耗最高可達100%，信息錯配成本較高。

從以上角度思考，生鮮農產品的流通效率低，問題的根源不在于物流，而在于信息匹配。產品越非標、易腐、多元化，供需信息越分散，信息成本越高。而中國由于歷史地理與飲食文化特征，導致生鮮農產品流通的信息成本自然偏高。

3. 中國農產品供需特征，推高信息成

中國的農產品供應，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千百年來塑造出“綠葉菜、鮮豬肉、口味多元化”的飲食需求特征，這種供需結構，提升了農產品流通的信息成本，使中國生鮮供應鏈的流通成本，天然高于美國。

1）綠葉菜

中國的農民數量與耕地面積比例接近美國的100倍，這種懸殊的差距不僅塑造了中國小農經濟的地理基礎，也使中國成為了蔬菜大國——種植蔬菜比種植糧食消耗更多的人力。

中國蔬菜產量接近美國30倍。在中國生鮮銷售量中，蔬菜占據了52%，而在美國，蔬菜僅占34%。具體來看，美國的蔬菜消費，以土豆、西紅柿、胡蘿卜等容易運輸、儲存的塊根、瓜果品類為主。而中國蔬菜的品類，以綠葉類蔬菜為主。

相較于根莖類蔬菜，葉菜類蔬菜的儲存時間較短。儲存時間越短，易腐性越強，信息錯配的代價便越大。

2）鮮豬肉

在肉類中，中國人以豬肉為主，而美國人以適合低溫冷凍的禽類和牛肉為主。豬肉在冷凍過程中口感喪失較為嚴重，因此，中國人偏愛熱鮮和冷鮮豬肉，而美國的牛肉和禽肉則以冷凍運輸為主。

《研報：透過社區團購看懂中國農產品流通路徑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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